重读 | 冈察洛夫《巴拉达号三桅战舰》：环球帝国舞台上的俄国东方愿景
徐 乐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俄国文学。
内容提要 冈察洛夫是19世纪俄国唯一以官方身份做过环球旅行的经典作家，旅行后撰写的《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被列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旅行书籍之一。作家以环球视角比较英国人和俄国人的生活状态，以“衰老”和“年轻”定义处在不同发展阶梯上的不同民族，鼓吹文明的西方唤醒、开发和提升野蛮的东方的道德责任。克里米亚战争对于俄国人的帝国自尊心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得旅行中的冈察洛夫不得不重新审视俄国的欧洲身份和在亚洲的殖民前景，他由此提出了“俄国独具一格的文明范例”，试图以此超越自己的西方对手。
关键词 冈察洛夫 《巴拉达号三桅战舰》 旅行书写 俄罗斯帝国 东方
以塑造出精神怠惰的“奥勃洛摩夫”形象闻名，并且论个人性格可能也是俄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单身宅男”的冈察洛夫（И.А. Гончаров，1812—1891），却是19世纪唯一以官方身份做过环球航行的俄国经典作家。1852至1855年，冈察洛夫加入俄国海军考察团，担任海军中将布加金（Е.В. Путятин）伯爵的秘书，乘坐“巴拉达号”战舰从喀琅施塔得起航，途径英国、大西洋、非洲、印度洋、太平洋、日本、中国、朝鲜，最终跨越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旅行的秘密使命是抢在欧洲列强前与日本通商建交，划分两国在萨哈林岛的疆界，视察俄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但这些目标均被克里米亚战争的突然爆发而打断。
航行虽然半途而废，但冈察洛夫根据沿途印象和官方文件撰写的旅行纪（путешествие）《巴拉达号三桅战舰》（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1858）却成为世界文学中最经典的旅行书籍之一，记录下了19世纪中叶全球航行史上令人心醉神迷的一幕。旅行纪的相当大一部分章节发表在海军舰队官方杂志《海事集》（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上，在政府圈子里广为阅读，且在科学院和军事院校里被当作教材。即使在苏联时期，这本书也是进入官方推荐书单的科普读物。
（И.А.冈察洛夫《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图片源自Yandex）
近年来，因为参与了欧洲在非洲和远东的殖民扩张，《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在欧美学界得到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偏重在19世纪俄国旅行书写的体裁研究中讨论《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体现出的俄国知识界的世界想象。在俄国，围绕这本旅行纪的争论主要关乎它的艺术性质。虽然在最初的一些批评家们看来，刚刚写出《平凡的故事》和《奥勃洛摩夫的梦》的作家“以不惑之年所特有的激情作艺术记述”，其“艺术意义”使这本新书成为“文学的丰碑”；但总体上在冈察洛夫生前它仅仅“被推荐为是对青少年有益的地理学著作……没有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与之相反，在苏联时代，文学专家们则大多在单纯的文学框架内阐释《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试图证明冈察洛夫的写作目的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抗浪漫主义文学倾向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И.А. Гончаров：144）；在思想方面则寻找书中揭示的“反对使俄国饱受苦难的宗法制和奥勃洛摩夫性格的道理”，并且盛赞冈察洛夫对基督教文明的宣扬。
中国学界对这部旅行纪研究不多，关注焦点主要是书中描绘的中国形象和作家看待中国的态度，且传统上大多肯定冈察洛夫对待东方民族的友好和客观。针对这一看法，中国的冈察洛夫学家高荣国正确地指出了旅行纪中体现出来的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认为它们“不仅是俄国社会种族主义想象力的结果，也是其文化殖民思想的真实表露”。高荣国的这一立论虽然针对的是作家看待中国的眼光，但对于观察冈察洛夫所代表的19世纪中叶俄国受教育阶层的环球帝国想象和东方愿景，也有合理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一方面扫视19世纪环球帝国竞争的实践和经验，为不同民族确定各自在进步阶梯上的位置，另一方面反映了与欧洲帝国同构的、在俄国欧洲部分流行的统治东方的态度、意见和抱负，同时在一些微观层面上修改自己的帝国主张。这种修改在俄国燃起克里米亚战火并与西欧列强交恶之后尤其明显：旅行纪作者经常感到自己的真实观感与官方意识形态并不一致，于是作为政府考察团的秘书，冈察洛夫不得不故意矫正他的私人经验，隐瞒他的真实感受，导致俄国人的欧洲身份认同与现实的处境产生了意味深长的矛盾，而在全球帝国殖民争霸的背景下，这种矛盾奠定了旅行纪亚洲部分的叙事逻辑中隐含的焦虑及对这种焦虑的补偿。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克里米亚战争导致的尖锐冲突“决定了叙事的方向，就像水下的山脉和沙洲改变了海潮的流向”。
一、“英国绅士”和“俄国地主”
《巴拉达号三桅战舰》结尾讲述西伯利亚行程，开篇则是以邮件通讯为例，描述英国及其殖民地香港的现代社会特征，同时提及丹麦、普鲁士、瑞典、海洋、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广阔空间，这样的布局标明了旅行纪的全球视点，为俄国人看待本国和自己的东方领土提供了世界性参照。
西方国家和它们在全球经营的殖民地为冈察洛夫所描绘的全球帝国竞争舞台拉开了序幕，大不列颠、荷兰、北美等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统治优势和东方殖民活动，一直是旅行纪重点关注的对象和需要为俄国公众解答的基本问题。为此冈察洛夫在第一章不惜笔墨刻画出遍布世界的英国殖民者形象：他不再是史诗里寻找金羊毛的孔武有力、手持长剑、光环罩体的阿尔戈英雄，而是身穿普通黑色燕尾服和白色坎肩、头戴礼帽、手持雨伞的绅士，用骄横的蓝眼睛严厉地监视着土著居民为其服役。无论在非洲西海岸和内陆沙漠，还是在印度和中国的种植园，这样的形象无处不在。他们毫无诗意，冷酷无情，却能主宰众多民族的生死，驾驶坚船利炮横行四海，“凌驾于自然力之上，人的劳动之上，取得了对大自然的全胜！”。
在英国本土，资产阶级现代社会的风尚给作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为俄国读者描绘了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在一天里经历的“平凡的故事”：他如同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冷漠、机械、紧张、毫无温情和创意。紧随着这段描写，作为对照，冈察洛夫又描写了一位典型的俄国地主一天的生活：他的时间完全不受闹钟限制，“被循环而非矢量的法则统治”，用不着精确的计算。他永远昏昏欲睡，缺乏条理，饱食终日，不知道什么是有益的工作和应担负的责任。他是英国绅士的反题，在全球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预演了冈察洛夫出发前构思的奥勃洛摩夫习气。俄国地主与英国绅士这两个形象的对立实际上隐喻了俄国与欧美先进诸国在文明上的差异，也构成了冈察洛夫本人的感情悖论：他虽已踏足海外，“脚上总是脱不了故乡奥勃洛摩夫卡的泥土气”（《巴》：69）。
俄国文论家克拉斯诺谢科娃指出，与旅行纪写作中的“散文”和“诗歌”两种矛盾元素的并存相应，旅行纪的叙事者（旅行者本人）身上也同时具备两个年龄身份，一个是饱经风霜、练达世故，但因此暮气沉沉、衰朽停滞的老年单身汉，失去了兴奋和振作的能力，而另一个身份则是欣欣向荣的年轻一代，浑身充满了生命和力量：“青春的活力在他身上迸发、沸腾……”（И.А. Гончаров：149）随着环球旅行的脚步，冈察洛夫将个人身上的两种年龄状态推演到对整个地球寰宇的认识，所游历的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的文明发展状态，给叙事者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被打上相应的价值标签以彼此对照。船队抵达东北亚造访日本、中国、朝鲜后，冈察洛夫断言东亚文明与印度和埃及文明一样，都已经“衰老腐败”（《巴》：644）。在东方的亚洲和非洲，“陈旧汁液已经腐败酸臭”，而作为对比，“有多少新的因素汇集于我们那块狭小的欧洲大陆，它张开了多少根血管，汲取了多少新鲜的、朝气蓬勃的血液”（《巴》：643）？在整个旅行途中，冈察洛夫绘制出一幅壁垒分明的世界图景，其中古老的东方老迈衰朽，踟蹰不前，在自己的陈年积弊下苟延残喘，而年轻的西方则鼓动起强有力的智慧，乘着文明的快车在进步的道路上突飞猛进。
（《奥勃洛摩夫》，图片源自Yandex）
对处于全球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世界各个民族的观察，促使冈察洛夫反思俄国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世界位置。旅行后撰写的名著《奥勃洛摩夫》从历史哲学角度“诊断”俄罗斯民族心性，将“奥勃洛摩夫习气”定义为深受亚洲影响的俄罗斯民族长期脱离西方而导致的保守、停滞和衰老。在这本书的草稿中，冈察洛夫开出了奥勃洛摩夫复活的药方：一次卢梭式的带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旅行”：“看一看巴黎和伦敦的欣欣向荣的生活，用理性的眼睛观察热爱思考和积极行动的德意志的秩序、宁静、正确沉着的生活原则。”（И.А. Гончаров：230）冈察洛夫以欧洲的文明和进步为脚本，希望俄罗斯民族能据此改造自身，并参演西方帝国全球竞争的历史大剧，同时他也在西伯利亚看到了俄国展开自己年轻的帝国命运的舞台，西伯利亚被作家塑造成“年轻的俄国”（И.А. Гончаров：220）的形象。无论对于作家本人，还是对于整个俄罗斯帝国而言，“英国绅士”都是“俄国地主”重新获得青春和积极生活的教师。
二、“神话英雄”和“睡美人”
环球航行激励了欧洲列强的全球视野，帝国间的相互学习和模仿，又促进了各国知识阶层制造同质化的启蒙神话。旅行纪的写作时间恰恰与俄国现代化起步、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抬头的进程吻合。按照俄国学者列姆涅夫的说法，俄国能够掌握西方的殖民理念要特别归功于旅行者和海军军官，正是他们帮助俄国政府机构系统地学习欧洲列强的殖民知识，“俄罗斯帝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仔细地模仿它们的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经验”。冈察洛夫每到一处，都要仔细观察英、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美国等帝国的殖民实践，比较它们的行动优劣，以此反思俄国自己的扩张计划、它在东方的欧洲人形象和它加入全球帝国网络的路径。旅行纪几乎包括了俄国公众在帝国扩张方面最感兴趣的所有话题，同时叙事者维护欧洲的殖民帝国立场，把它们的统治表现为殖民地国家实现进步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他也鼓励俄国学习英国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自己的远东前沿担负起教化“愚昧野蛮”民族的文明使命。虽然有时候他确实对遍布海外各个角落的英国殖民者心生不满，认为他们凭借机器工业无孔不入，霸占地球上最好的资源，破坏和谐的自然环境，这一切都“令人生厌”（《巴》：95），但最终却以“实话实说”的姿态认可他们对荒野的征服：“要是没有他们，马德拉的荒山能被开发得如此繁荣吗？山上会布满如此精美的建筑吗？哪里会有如此方便的大道？居民在礼拜天又怎能打扮得如此整洁？这里的人都懂英语……英国人为他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就业机会……”（《巴》：100）
作为一位语言文学家和日后的书报审查官，冈察洛夫对语言高度敏感（在旅行纪的西伯利亚部分，他饶有兴致地讨论了文化接触地带雅库特语和俄语的相互渗透），他提醒读者注意英国殖民者改造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功绩和本地人以顺从为代价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盛赞英国学者对殖民地的学术研究将是“本地历史的坚实基石”（《巴》：166）。英语在非洲殖民地的广泛渗透是一种类似萨义德所言的“表述特权”的抢夺：“面对现代东方显而易见的衰败以及政治上的无能，欧洲的东方学家们发现有责任挽救东方已经丢失的、昔日的辉煌。”西方人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表述、激活和建构，这一地域便会永远处于静寂和危险的状态”。虽然对英国人的冷酷傲慢、刻板机械不无嘲讽，但冈察洛夫仍赞赏英语（后来是俄语）的文明教化作用，把殖民者比作“神话中的英雄，是来唤醒睡美人的”（《巴》：120）。
由此观之，苏联时代强调冈察洛夫完全反对欧洲人的殖民活动，认为他的旅行纪“批判资产阶级殖民主义海盗、军国主义者……批判带着十字架和剑前进的传教士……谴责殖民主义劫掠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暴不仁的种族理论、向落后和未开化的国家传播资本主义的文明的使命的谎言”（И.А. Гончаров：492）这样的论断显得简单片面而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在巡视俄国的东方海岸时，冈察洛夫同样举着“十字架和剑”发出威胁：“俄国刺刀……已经在日本的阳光下闪着寒光了。”（《巴》：376）“在国门之外的琉球以及在中国，已经有一大群传教士……焦急地等待主人开门揖客，以便恢复从前被无理推翻的十字架……”（《巴》：379）他表露出同美国人争夺帝国先锋荣誉的紧迫感，借口依然是拯救衰朽的亚洲落后民族：“不是我们，就是美国人……总要再次向日本的血管里注入健康的汁液。日本人曾把这种汁液，连同自己的鲜血一起从体内排出，结果无异于慢性自杀，落得软弱愚昧，未老先衰。”（《巴》：376）因此，通过在远东传播英国的殖民经验，并且将美国引入帝国竞争的视野，冈察洛夫在旅行纪中表明，俄国人既是全球帝国游戏的观众，也是其中野心勃勃的玩家。
尽管已经坚定地表明加入西方文明共同体的渴望，但俄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西方帝国世界中的边缘地位，并且愈益感觉到他们在智识上同样受到西欧意识形态的蔑视：“一方面，俄国的精英分子清楚地表明他或她本人是欧洲人，尽管是二等的欧洲人；另一方面，俄罗斯帝国通过殖民努力获取的东方，也是一个二等的东方……”为了补偿这种焦虑，以冈察洛夫为代表的俄国知识精英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己的欧洲身份，认同欧洲文明的进步意义，把英国殖民者提升为历史意志的残酷无情的执行者。俄国学者在研究作家的伦理价值观时说，冈察洛夫“是一位拥护进步的思想家，在19世纪这样的思想家只能是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俄国现代化改革起步阶段，进步的启蒙思想与商业殖民是携手并进的力量。在热切地观察了欧美帝国的全球操作之后，冈察洛夫在返回彼得堡的途中理所当然地把西伯利亚作为一个板块纳入了全球帝国世界秩序的版图中。
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动摇了冈察洛夫的立场。
（克里米亚战争，图片源自Yandex）
三、“受创的帝国自尊心”
1853年10月俄土战争爆发，1854年3月，大约在冈察洛夫的舰队停靠马尼拉期间，英法加入土耳其一方。西欧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组成联军，使俄国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虽然战场主要在克里米亚地区，但英法海军在太平洋上也对俄国人构成威胁，巴拉达号随时可能成为曾经友好接待过它，并且被它当作老师的那些欧洲国家的攻击目标，因此它不得不放弃既定目的地，在高度警戒的状态下沿朝鲜海岸向北航行，在俄国东西伯利亚领土登陆。舰队靠岸后，船员换乘从喀琅施塔得驶来的轻型战舰“狄安娜号”，冈察洛夫则随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Н.Н. Муравьёв）搭载“东方号”纵帆船沿阿穆尔河（俄国当时正积极着手准备侵吞的黑龙江）到达鄂霍次克海岸的阿扬港，再从那里出发开启横跨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的漫长的陆上行程，并在这段旅行纪书写中表达了俄国人富有民族意识和东正教色彩的东方愿景。
克里米亚战争极大地伤害了包括冈察洛夫在内的向往西方的俄国人的感情，他们把英法与奥斯曼土耳其的结盟视为欧洲对于基督教事业的背叛，因为在俄国人把欧洲从拿破仑手中解放出来以后，欧洲人竟然支持“异教徒”土耳其人而不是接受俄国人合法的欧洲帝国抱负。在向西推进的企图受挫后，俄国人把眼光转向东方前沿，希望在那里避开欧洲的敌对干涉。俄国著名的东方专家勃拉拉姆贝格将军（И.Ф. Бларамберг）当时宣称：“俄国的未来不在欧洲：它必须把自己的视线投向亚洲。”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一方面迫使亚历山大二世继续深入推行西方路线的改革，另一方面也使得俄国人认识到他们在欧洲大国当中的地位的衰落，亚洲在俄国版图上的位置越发重要。一小撮极有影响力的知识精英开始鼓吹俄罗斯民族的亚洲属性超过其欧洲属性，而俄国在克里米亚受挫后向中亚和远东的扩张被形象地比喻成“为受创的帝国自尊心提供治疗的补药”。
（勃拉拉姆贝格将军，图片源自Yandex）
心态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冈察洛夫的叙事主旨，在克里米亚战场内外各方势力角逐的波谲云诡之时，他不得不在俄欧政局冲突和全球帝国功业的双重语境中打量东亚的日本、朝鲜、中国和已经掌控下的西伯利亚这一片更加广阔的地域前景。1853年11月至12月初舰队在上海停靠，俄国考察团与驻扎中国的英国军官和外交官员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和平共处关系，但冈察洛夫就已经尖锐地谴责英国殖民者对待中国人和他们所统治的其他异族人民“即使不是残酷无情，也是专横、粗暴或者冷酷而又轻蔑的”（《巴》：458）。相反，冈察洛夫发现原来被他贬斥为需要用“刺刀和十字架”进行改造的野蛮的中国人，却转而成为英国人的“教师”：“我不知道，谁能使谁更文明一些。也许是中国人更能使英国人学会一些温和知礼的态度和善于经商的本领吧。”（《巴》：459）苏联文论家罗希茨敏锐地发现在这一敏感时期冈察洛夫立场的悄悄转变：作家笔下“东方的‘昏昏欲睡的王国’逐渐表现出一种自我保存、消极抵抗异族进犯的独特方式……欧洲人把自己的‘启蒙’纲领强加给土著的做法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温顺的土著似乎已经臣服，但在大街上他们从傲慢的欧洲人身边缓缓走过，其步态慵懒而又庄严，如同真正的君王”。此时欧洲的“启蒙”因其咄咄逼人的功利主义被打上了疑虑重重的引号，而原先被拿来同生机勃勃的年轻欧洲做对比的“昏昏欲睡的”衰老的东方民族，则逐渐表现出其古老的传统和尊严，而且获得作家的某种共情（“在我们的幼儿时期，来自亚洲摇篮里的某些举止习俗进入我们的教养，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被彻底根除，特别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里”［《巴》：516］），所谓的“年轻-衰老”这一对立标签逐渐模糊，显现出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图景。
四、“俄国独具一格的文明范例”
可是，就此认可苏联学界的说法，断定冈察洛夫已经完全改变了旅行纪设定的欧洲式启蒙议程，进而挺身捍卫殖民地人民的自主权力，也未免言过其实。在亲眼目睹19世纪其他欧美帝国在吞并土地、移民开发、传播基督教和全球贸易、使当地民众“文明化”的诸种努力之后，冈察洛夫一直在俄国的东方边境寻找追赶西方对手甚至超越他们的途径。在漫长的西伯利亚陆上旅行中，他试图根据沿途印象和对印象进行的剪辑，创建俄国在东方前沿的文明使者的形象，并且为其提供哲学和道德上的辩护。在这样的叙事宗旨下，俄国人征服西伯利亚的目的不是占领土地和资源，掠夺当地人民，而是为了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唤醒并驾驭这个未开发地区的经济潜力，教化“愚昧野蛮”的本地土著民族并使其基督教化，从而把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写进”人类（欧洲）文明的历史。
1854年11月，冈察洛夫在雅库茨克城停留期间收到友人阿波隆·迈科夫（А.Н. Майков）寄来的关于克里米亚战争新闻报道的信件，随信附有后者1854年8月11月在《圣彼得堡公报》（СПб. Вед.）第176期发表的小品文《致А.Ф.皮谢姆斯基书信摘录》（“Отрывок из письма к А.Ф.Писемскому”）。此文写作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的高潮，反映出弥漫在俄国首都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英热潮。迈科夫在文章中反驳欧洲人把俄国人视为野蛮人的看法，断言加入西方殖民事业的俄国人为亚洲带来了欧洲的文明，说“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哥萨克巡逻队是在亚洲内部的欧洲胚胎”。冈察洛夫在1855年1月13日从伊尔库茨克给迈科夫回信说，读完此文他随即丢下当时正在写作的旅行札记，并专门动笔撰写一篇题为《雅库茨克》的文章，将以事实证明迈科夫观点的正确，但这篇文章并未写成。
（阿波隆·迈科夫，图片源自Yandex）
毫无疑问，迈科夫的“亚洲内部的欧洲胚胎”这一公式表明俄国自认要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欧洲在亚洲的共同使命，但这个公式过于依靠欧洲殖民实践分享的“帝国红利”，其实暴露了俄国人对自己文明独立性的信心不足，这也许正是导致冈察洛夫最终放弃写作《雅库茨克》一文的原因。作家希望更进一步，不但要强调“俄国为它管辖的各民族打开了积极活动和合理施展力量的广阔舞台”，而且要论证俄国统治的政治正确和超越欧洲对手的道德优越性，以此区别于欧洲人贪婪无耻、唯利是图的殖民掠夺。在旅行纪的中国部分中，冈察洛夫曾痛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为巧取豪夺殖民地财富而不择手段地经营鸦片贸易：“鸦片夺走了中国人的茶叶、生丝……榨干了中国人的……整个生命！英国人加美国人冷漠无情地攫取这一切……”（《巴》：460）“只要涉及倾销商品，这个畜生民族的厚颜无耻就摇身变成某种英雄主义。哪怕是毒品也无所顾忌！”（《巴》：461）。为了避免俄国重蹈西方帝国的黑暗面，冈察洛夫更愿意向读者公众传播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明传播者的俄国形象，而重要证据就是俄国政府不惜牺牲经济利益，在西伯利亚严格实施禁酒令：“当局的这一措施是深谋远虑的——这已经不是在亚洲的欧洲胚胎，而是俄国独具一格的文明范例，某些在东印度和中国之间往返航行的欧洲海船，实在应该从中学些东西。”（《巴》：738—739）
不幸的是，冈察洛夫对西伯利亚的禁酒成效和政府为拯救野蛮人甘愿牺牲经济利益的高尚动机的鼓吹，不但有意忽略了官方法令的自相矛盾，而且严重不符合19世纪中叶西伯利亚烈酒大肆盗卖及酗酒成风的历史事实，甚至旅行纪文本的其他地方也提供了推翻禁酒令有效性的证据（当地人将酒作为以货易货和收取报酬时最抢手的商品［《巴》：670，734］）。叙事者的遮掩和粉饰态度反映了19世纪俄国受教育阶层共同的殖民愿景：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被预设为一项有着伟大内涵的伟大事业。因此冈察洛夫对西伯利亚的叙述基础是“真实的经验与一厢情愿的想法的混合”，这便造成作家的表征和感知、叙事和历史之间出现了“文本破绽”。但更重要的是，冈察洛夫试图将俄国政策的人道主义性质对比英国的鸦片走私和美洲殖民地的种族灭绝，从而超越原先的“在亚洲的欧洲胚胎”公式，进而要求“在东印度和中国之间往返航行的欧洲海船”向俄国学习，颠倒俄国与其英国老师的身份，在环球帝国的竞技场上树立“俄国独具一格的文明范例”。
结 语
在环球航行的结尾，冈察洛夫返回帝国扩张的终点，从环球帝国新秩序的建构角度探讨俄国在自己的东方前沿推进的文明功绩和光明前景，宣扬俄国带来的进步和完善。在西伯利亚这个欧洲人难以想象的辽阔的荒野，俄国人正以西方的科学手段推进文明：“尽管冬季漫长，奇寒难耐，这里，在边区，一切都在欣欣向荣。我现在是那种化学-历史过程的活生生的、路过的目击者了。通过这个过程，荒原正在变作适于居住的地方，野人被提升到人的等级，宗教和文明正在同野蛮搏斗，激活沉睡的力量。”（《巴》：730）作家把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熔铸为俄国人投身于全球人类共同进步事业的纪念碑：
有朝一日，这片曾是黑暗蒙昧、湮没无闻的土地，将会变作成熟开化、人烟稠密和得到启蒙的边区……到了那时历史将要竭力探询：是谁建造了这座大厦，而且它不会得到详尽的答案，如同是谁在沙漠中建造了金字塔，至今仍得不到答案一样。历史本身则只会补充说，是同样那些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呼吁取缔贩运黑奴，在另一个角落里教导阿留申人和虾夷人生活和祈祷的人们——正是他们缔造、设计了西伯利亚，使西伯利亚获得了居民和启蒙，现在他们正要把造物主遗失的一颗种子，培育成果实，归还给造物主。（《巴》：731）
令人吃惊的是，在与英国处在交战的状态下，冈察洛夫仍以基督教的名义把19世纪掀起废奴运动的英国人纳入想象中的环球帝国的人道主义共同事业（尽管事实上废奴运动的直接动因是英国本土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环球旅行更新了作家的世界认知，使他在俄国的东方前沿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俄国和正在成长中的“新俄罗斯人”——这里没有地主的庄园和“睡眼惺忪的地主老爷”（《巴》：766），也没有农奴制的衰朽的束缚，所有人的努力都用于克服严酷的自然环境，因此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寄托着冈察洛夫对俄国未来的期待。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转身面对的这片东方土地，不仅是苦难深重的冰雪王国和苦役之地，而且也是欧洲无法比拟也难以触及的、几乎拥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广阔空间。俄国人在这里的开拓虽然步履维艰，但也使俄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弱点，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文明范例”的民族信心。它虽仍然有赖于欧洲根深蒂固的殖民话语，但却得到了基督教信仰和科学启蒙的辩护，因此在作家的心目中合乎逻辑地与整个俄国的文明和积极进取的愿景发生关联。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4期，“重读”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邱 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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